上高中的时候在央视电影频道看过一部译制的俄罗斯电影《列宁格勒》，女主人公其一凯特·戴维斯是英国记者，在卫国战争时自告奋勇来到列宁格勒报道前线战事，而她的真实身份是流亡英国的白军将领的女儿。记者的身份只是帮助她踏入陌生的故土，因为她在英国出生，根本不知道自己的祖国是什么样，回到自己真正的国家是她毕生的心愿。而她在历经磨难逃离列宁格勒的时候又选择折返了回去，最终将自己的生命永远留在了故土。
电影里出现了好几次，在灯红酒绿的莫斯科城，苏联的官僚们对凯特的真实身份怀疑不已，由于她的种种举动，一直以为她是西方派遣的间谍。而电影自始至终都在表达着她对故土由衷的热爱，而由于她的真实身份，这种感情却给她自己，以及苏联的官僚们都带来了不小的麻烦，很显然，苏联的官僚们会质疑她的动机，认为她别有用心。
那是我第一次对政治流亡者产生深刻的印象和认知，虽然很多名人尤其是像纳博科夫、米沃什、米兰·昆德拉这样的作家都有流亡的经历。但是对于一个普通人而言，因为政治原因被迫逃离家园故土究竟意味着什么？
在政权更迭频仍的20世纪，群体性流亡成了常态。克林特·伊斯特伍德的电影《老爷车》里就有这样一个重要的背景，在反共浪潮下，东南亚的苗族领袖王宝带领老挝、越南等地的苗族人以政治避难的形式大量移民美国，以至于美国有近30万的苗族裔美国人。最近看了张锡镐的纪录片《美食不美》第二季，烤肉那一集有个女厨师就是越南裔美国人，她的母亲在越战结束后逃离南越到了美国，当时这样的人不乏少数，可以说美国成了南越政治遗民的大本营。
尽管到了陌生的国度，他们也开始用英语进行沟通交流，但文化上的传统被保留了下来，比如在加州能吃到正宗的越南河粉，以及是拉差香甜辣椒酱，依靠美食，越南在美国少数族裔的亚文化中占有了一席之地。近五十年过去了，他们的后代是土生土长的美国公民，越南对他们而言成了陌生又有些熟悉的国度。意识形态上的冲突和对立似乎不复存在，几乎没有人还在想着颠覆越南的现政权。
作为一种参照，蒋介石在败退台湾后，抛出了『汉贼不两立』的主张和外交原则。这对从大陆来台的流亡者影响有多深呢，在纪录片《他们在岛屿写作：化城再来人》里，诗人周梦蝶依然直言不讳地称大陆这边是『贼』，他从贼中逃出。而现在台湾基本上没有人再关心大陆，关心了『汉不汉了』的问题，甚至中华民国的合法性，也无关紧要。对于他们而言，管好台湾，过好自己的小日子足矣。意识形态的冲突对立从政权的合法性、文化的正统性彻底演变成了不同政治体制的对抗，成了一个死结。
从中国人到台湾人，这种身份认知上的巨大差异蜕变正如南越难民到美国公民的转变。人们高估了文化和传统的力量，尤其是在现代性的语境和时代下。所以在今天这样的时代，还会有像凯特·戴维斯一样，对陌生故国抱有深情厚谊的人存在吗？