张大千的敦煌之行
2018年的元旦，我在成都的四川博物院看到了张大千的个人作品展，展出的是他在抗日战争期间在敦煌考察，临摹敦煌壁画的作品。展出的作品很多，敦煌壁画中的不少经典作品，如《五百强盗成佛图》，都被他临摹得栩栩如生，宛若原作。
我当时对他产生了钦佩之情，想不到这个风流成性的画家也为民族国家做出了如此巨大的贡献。但是在知乎检索”张大千+敦煌”后事情立马就不对劲了。就像文物的层垒堆积一样，敦煌壁画也是如此，后人直接在前人的画作上进行创作，这也就意味着敦煌壁画有内层和外层之分。张大千擅自作主，粗暴得将外层壁画剥去，外层壁画彻底损毁，而露出的里层新壁画也无剥离技术，而残破不堪。
傅斯年曾致信于右任：
张大千以一江湖画家，盘踞此间，已历年余，组合十余人，作临摹工作，任意勾勒原画，以便描摹，损坏画面，毫不顾惜。且以洞窟作为卧室，镇日关锁，游人裹足。尤其令人愤慨者，为擅自剥离壁画。张氏崇拜北魏、隋、唐，遂以为宋以下无一可取，凡属北魏、隋、唐原开而经宋元重修者，辄大刀阔斧，将宋元壁画砍去，以求发见隋、唐作品年号、题识，唯日孜孜，若恐不及。似此更二三年，千佛洞遭罹浩劫，将不知伊于胡底矣！
真相大白后，展厅的作品在我眼中黯然失色。
因为个人的一己私欲，文物万劫不复。整个民族都要随之蒙受文化断代的损失。敦煌成了他遗臭万年的见证。
《流沙坠简》
知道《流沙坠简》是因为维基百科首页的推荐，这本著作由近代国学大师王国维和罗振玉合著，收录了斯坦因在第二次中亚考察时于新疆、甘肃等地挖掘的汉代文书。
王国维和罗振玉是在日本对这些文书的副本进行了释文及考证，并由日本的出版社进行出版发行工作，时间是1914年，直到20年后，这本书才在国内出版发行。
这些文书竹简在大漠之中尘封了数千年之久，被外国探险家发现才得以重见天日，但随即流失海外，国学大师只得在东洋研究本国的历史和文化，成果也最终在他国出版。当时民族文化之衰弱，国家社会之动荡，由此可见一斑。
治学本就苦闷，但即便如此，大师们还是在艰苦的条件下，帮助我们一点一点还原了历史的本来面目，这才是他们直到今天依然令人肃然起敬的地方。
《流沙坠简》收录了一封私信，是戍守在居延烽燧的军人写给自己的心上人的：
奉谨以琅玕一，致问春君，幸毋相忘。
春君没能收到这封信，不知道她最终有没有等到自己的意中人荣归故里的这一天。
王道士
说到敦煌不得不提王道士，毕竟敦煌文物失散海外，让他背负了历史的骂名。在风雨飘摇的年代，一个无权无势的小人物承担如此骂名，这便是历史的不公和虚妄。在那样特定的时代，即便没有王道士的出现，也会冒出李道士、张和尚之类的人，文物一旦被发现，就难逃脱流失的厄运，与其说是民族的悲哀，毋宁说是历史的必然。
没去过敦煌，对敦煌也不是很了解，也就仅此留下这些浅薄干瘪的文字。